比如经济周期，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而复始的过程。
中国的贫困标准比世界银行国际绝对贫困标准高约30%。脱贫地区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改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改善。
在贫困县层面，脱贫标准要求加强交通、水利、电力、水土治理、互联网、电商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脱贫攻坚期农村贫困标准是2011年制定的，相当于第一个标准的2.55倍（以2005年物价水平为基数得出），因此新识别的贫困人口与原有贫困人口差别巨大。所有这些措施既是短期脱贫的需要，也是长期发展的内在要求。虽然在本质上已经进入新时代，但是还留有前一个阶段的一些任务没有完成。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保护底线概念，中国消除贫困实际上奠定了居民的福祉底线。
| 消除贫困的重要经验及其对百年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本文所说的消除贫困特指中国在进入新时代以后，举全党全国之力，创新方式方法，自我承诺和加压到2020年全部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国家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脱贫攻坚管理体制，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在贫困村建立由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贫困户帮扶责任人组成的四支扶贫队伍。而迄今为止，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外来人口落户的限制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包括设立受教育水平、技术、投资、收入等不同的门槛。
在疫情发生的城市，这对保持社会距离有了更严格的要求。社会学家则更加强调收入差距过大对大众消费的抑制作用，呼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建设橄榄型社会。（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定居和农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2021年，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万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7万元的约40%，加上资产和各种有形的、无形的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和发展差距是巨大的。
政府通过规划和设立各种投资项目，进行大规模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建设中央商务区、实施旧城改造等，通常都是通过项目制实行的。在我国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城市对农民工吸引力的减弱也会对城市自身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上的城市社会融入，并防止一些乡村走向衰败和凋敝，成为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美国在1900—191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39.6%提高到45.7%，年均提高0.61个百分点。但与其他国家城市化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落差较大，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也有的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的继续快速发展表示出疑虑，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及城镇化发展存在着诸多结构性失衡，支撑以往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红利都已开始显现拐点，今后城镇化发展从失衡到均衡需要付出不断趋高的成本。
特别是1995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村青年，已经很少有人愿意留在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和村落，实际从事农耕的都已经是中老年劳动力，可能也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小农。当然，流动人口并不能全部反映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集中，因为流动人口包括了人口在调查时点的跨省流动、省内流动和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但这种政府推动也有不利的影响，就是地方政府具有征用拍卖土地获得政府收入的冲动，从而造成土地城镇化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城市的土地产出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在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城镇化在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中的选择，也将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我们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相关研究来解释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城镇化进程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放缓。一些学者认为，服务业相比较工业，其生产效率和增长率都较低，其在城市经济中比重的提高，会削弱城市发展的动力，这通常被称为鲍莫尔病。
为了解决城市房价飙升的问题，普遍实行城市住房的限购政策。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服务业种类很多，相当一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经济效率和技术水平要高于工业。
该规划对中国未来城镇化总的要求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德国在1890—190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本文强调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要高度关注和把握我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等在一份题为《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的研究报告中，把效率、包容性、可持续性列为中国城镇化的三大挑战，并从社会不平等、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住房供给等多个维度分析了包容性问题。关于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作用比较，目前还存在着很多争论。一、我国城镇化的鲜明特征 中国的城镇化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遵循着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目前，在人口规模超过3000万的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率已普遍高于80%，对这些国家来说，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已不再是发展水平的表征，而只不过是人口居住集中程度的显示，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从业者，已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3%，绝大多数乡村常住人口都是非农从业者，他们居住在乡村只是一种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三是乡村生活复兴，改变了乡村人口特别是乡村劳动力外流导致的乡村凋敝和衰落现象。
在迄今为止的城镇化历史上，城市发展的结果就是不断地缩短人们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的缩短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鲜明特征和活力源泉，而新冠疫情就像是一道人类社会距离的魔咒，对其防控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保持社会距离，这是城市治理从未遇到过的难题。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展示出越来越强大的辐射能力，形成1小时通勤圈、90分钟商务圈和1日物流圈等。
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16.2%上升到18.7%，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9.8%上升到13.5%。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从2000年到201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最终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从63.6%下降到56.0%，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46.7%下降到2010年的近20年最低点34.3%，到2019年恢复到39.2%。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和城市绿色发展的要求成为硬约束，我国的大城市普遍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城市经济中的服务业占比不断升高，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发生深刻变化，工业和服务业在推动城镇化中的力量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二）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快速兴起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和都市圈（metropolitan area），都属于城市功能地域布局的术语，是一种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特征，但迄今似乎并没有统一的严格定义。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2013年的73.9%下降至2020年的68.6%。
城市在发展中追求环境美丽、市容整洁、生活美好是必然的过程，但城市不应只成为富人的天堂，应当让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实现梦想的空间和机会，这是城市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社会结构基础。伴随我国快速的城镇化，也出现了常住人口城镇化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半城市化问题和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带来的农村三留守问题（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一）城镇化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并突破75%的天花板 迄今为止，关于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峰值，并无定论。然而，中国的城镇化也面临着一些自身的突出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投资和出口扮演着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角色。老龄化给城市经济活跃度带来很大影响，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全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前50个城市看，相当一部分老龄化严重的城市都面临着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出走、消费不振、增长乏力等问题。
在亚洲，日本的城市化也曾出现过跨越式发展时期，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日本的城市化率从35.7%提高到76.2%，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推动的特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两个重要条件决定的。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6公顷，绝大多数农民仅靠农业产出收益难以过上体面生活，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靠外出打工收入补贴生活，2020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村居民全部收入的40%，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2021年，在中国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要有利于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当前在经济增长下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情况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会成为一个长期过程。（三）人口结构变化对城市发展影响深远 2010年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两个深刻变化，即老龄化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
但对仍处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中国来说，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城市一直是生活美好、经济发达和现代化的象征。即便是我们根据现在的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按总人口计算也还有约3.5亿人是乡村居民。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工业建设，我国城镇化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到1960年代初城镇化率达到17%，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52个百分点。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中国作为一个脱离温饱阶段不久的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升级遇到了门槛，在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住房和体育等一系列新兴消费领域，都还没有形成有效消费的供给体系。
